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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曾国藩为政艺术            【字体:
曾国藩为政艺术
作者:佚名    文章来源:不详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2007-1-30    
  曾国藩为政艺术(1)-居官者有四大败身之道
 
 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:

  宦海是很险恶的,在官一日,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。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,实在不容易。

  他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,认为为官有四大忌,即“四败”。他说:

  居官有四败:昏惰任下者败,傲狠妄为者败,贪鄙无忌者败,反复多诈者败。

★ 昏惰任下:是非不明,不干正事,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。

★ 傲狠妄为:举止傲慢,为人蛮横,什么事都敢做。

★ 贪鄙无忌:贪得无厌,无所忌讳。

★ 反复多诈:为人反复无常,好用诈术。

  曾国藩把这“四败”写在案头上,每天都提醒自己。在另一个地方,曾国藩又说,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:一是傲慢,一是多言。他并总结历史的经验说:“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,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。” 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,还是二败也好,其实都有一个核心,这就是,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,往往是是由于不知道顾忌。

  曾国藩曾经有个幕僚叫李鸿裔,四川人,风流倜傥,不拘小节,曾国藩很钟爱他,把他像儿子一样看待。曾国藩的秘室,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。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“三圣七贤”,都是名极一时的理学大家。曾国藩仰慕他们的名声,把他们都召进来。然而只是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,并不让他们担任具体的职务。

  一天,曾国藩与李鸿裔在室中谈话,正好来了客人,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,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。李鸿裔闲来无事,便翻看桌上的文稿,看到一篇《不动心说》,是我们上面说的三圣七贤中的一个写的。诗文中有一段说:“你把我放在美丽的姑娘面前,我会动好色之心吗?我不会。你再把我放在大红的顶戴面前,吾我会动高官厚禄之心吗?我不会。”李鸿裔年轻好盛,看到这里,觉得十分可笑,就拿起笔在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:“美丽姑娘前,大红顶戴旁,你心都不动,只想见中堂。”写完,掷笔而去。曾国藩送走了客人,回到书房,见到所题的文字,说了一声“这小子”,便让左右叫来李鸿裔,对他说:“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份,言行也不见得一致,我也是知道。然而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,正是靠的这个虚名。现在你一定要公开揭破它,使这些人失去衣食的来源,那他们对你的仇恨,岂能是平常语言之间的仇怨可比的。杀身灭族的大祸,都隐伏在里边了!”李鸿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,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,从此以后便深深地收敛锋芒,不敢再出言不慎了。

  确实,身处官场,一定要知道有所畏惧。尤其是在顺利的时候,更不能忘乎所以。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“三畏”:畏天命、畏人言、畏君父。曾国藩一生,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。道光二十五年五月,曾国藩升了官,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,表示不但不敢高兴,反而感到战战惊惊。他说:

  这次升官,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日夜诚惶诚恐,自我反省,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。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,一定匡正我的过失,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,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。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,不会马上颠覆。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,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。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,不要以为家里有人作官,于是就敢欺负别人;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,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。常存敬畏之心,才是惜福之道。

【忠告】

常存敬畏之心,才是惜福之道。

  同治元年六月,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,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惶惶之情:

  我侥幸居于高位,又有一点虚名,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。我观察古今人物,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,能善终的很少,我很担心在全盛的时候,无法使弟弟等们有所长进,我摔下来的时候,却要连累弟弟们。只有趁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,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。

  曾国藩所讲的宦海之途应当知道畏惧,是有特殊的背景的。在封建官场中,权力是最敏感的,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很难有好的下场,所以曾国藩才有如此的畏惧。曾国藩强调要有敬畏之心,就是提醒自己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。这一点,对于充满风险的封建官场来说,确实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说他事业的成功是得益于“倔强”这两个字,那么他全身而退,则是得益于他的“敬畏”之道。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领导也还是有启发的,权力是一把双刃剑,它能给你带来荣耀,也能给你带来毁灭。每一位领导者,都应该时时刻刻还是要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,只有这样,才会避免大起大落,大成大败。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,永远比什么都重要。

  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很清醒的人,他一生所经历的风险,确实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。然而他时刻提醒自己,在顺利的时候,要考虑到终有不顺利的时候,在兴盛的时候,要考虑到终有衰落的时候。这使得他始终保持一种谨慎、清醒、冷静的心态,从而顺利渡过了宦海的风波,避免了历代权臣败家丧身的命运。

  当然,曾国藩的为官之道,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直接有关系。在传统中国,谦谦君子是最受鼓励的人格。曾国藩以谨慎、谦虚作为为官的原则,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生存智慧。今天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很不一样了,尤其在今天,社会更需要进取型、开拓型的领导干部。但曾国藩的四败之道,毕竟是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,对于今天的为官者保持清醒的头脑,自然也是有启发意义的。

曾国藩为政艺术(2)-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
 
  功与名,是曾国藩一生所执着追求的。他说:“古人称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为三不朽。”他至死都以自己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而感到惭愧。然而曾国藩是一个饱读历史的人,对于历史上因为过于汲汲于名利而丧身败家的先例,曾国藩十分熟悉,并且时时引以为戒。他认为,无论是为人、做官,都不能太贪心,都必须知足。在名利问题上,应该以“恬淡”之心处之,学会“尽性知命”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

  近年来焦虑非常多,没有一天是坦坦荡荡地度过的,总是由于名利之心太切,世俗之见太重所导致的。现在要想消除这两种弊病,必须从“淡”字上着力。功名富贵一概淡然忘却,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心境自由自在。

  要想胸怀广大,就必须从“平淡”两个字上用力。凡是为人处事,都要有平常之心。对于功名要看得淡一些,这样心胸才能日益开阔。

  同治年间,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一心想得到一个人打下南京的大名,但是打了很长时间,却是孤城难下,外面由此有了很多对曾国荃很不利的说法,湘军内部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尖锐起来,曾国荃十分焦躁,以至生了肝病。曾国藩多次写信相劝。劝他“不要代天主张”,认为凡成大事,人谋居半,天意居半。对于名利二字,要看得淡一些才行。他说:

  古来大战争、大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,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,天意要占十分之七。往往是出力的人并非就是成名的人,成名的人并非就是享福的人。这一次行动,像克复武汉、九江、安庆,出力之人就是成名之人,在天意已经算是十分公道了,但这是不可靠的。我们兄弟但在尽心尽力上下工夫,成名这两个字则不要管了,享福这两个字就更不必问了。

  他告诫老九,即使攻克了南京,也应该明白不要居功的道理,认为“富贵功名,都是人世间的浮荣”,只有“胸襟开阔”,才是“真正的财富”。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,湘军最终攻下天京,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了下去。这是曾国藩与湘军苦战多年的结果。然而,曾国藩却在上疏中将攻克南京之功完全归于朝廷,表现得十分理智。

  与曾国藩不同,曾国荃是个追求“百尺竿头,更上一步”的人。攻陷南京之后,曾国荃认为全是他一人的功劳,认为朝廷应该给他更多的赏赐才对,所以经常发牢骚。曾国藩对此十分担心,他告诫曾国荃说:“有高的官位,有大的权力而又享有大的名声,自古有几个人能保全自己的末路呢?”他还对曾国荃说:“你虽然有本事,但你必须让一半功劳给老天爷才行”。为了开导郁郁不平的老九,他还写了这样一首诗:

  左列钟铭右谤书,人间随处有乘除。

  低头一拜屠羊说,万事浮云过太虚。


【忠告】

从“平淡”两个字上用力

胸襟开阔,才是真正的财富

在官场上,要想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,还必须做到第三点,这就是避免情绪化的反应。这也是来自曾国藩的第三个忠告。

曾国藩为政艺术(3)-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

  对于领导者来说,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,是顺利的实施领导行为的关键。人生不如意时常八九,为官者更是要经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。什么事业的成败,个人的进退,别人的毁誉……等等。曾国藩一生,经历了官场内部的无数排挤、诽谤和攻击,顺利的时候少,不顺利的时候多。有人曾经告诫曾国藩:“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。”曾国藩深以为然。这里所说的耐烦,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,要遇事冷静。曾国藩在总结自己走过的路时感慨地说:

  天下绝对没有一帆风顺的境遇。大致说来,出来办事的人,绝对不可能只有人称赞,而没有人诋毁,只有人感恩,而没有人抱怨。

  遇到棘手的事情,必须从“耐烦”两个字上痛下工夫。

  在曾国藩看来,古往今来的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,大都败在气度不够开阔、不能耐烦、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上,这,是应当引以为戒的。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:

  我一天天老了,也还经常有控制不了自己的肝火的时候。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气,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。龙就是火,虎就是肝气。自古以来,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过去这两关啊,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。关键要抑制自己的情绪,不能让他随便发作。儒家、佛家理论不同,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,没有什么不同,总而言之,不能情绪化,这样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。

  在另一封信中,他说:

  老弟你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,总是好言相劝;即使老弟自己发生愤怒和激动的时候,也常常马上收敛。由此看来,老弟你以后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,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。担任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,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,所以说倔强到了极点,就不能不流露为情绪。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,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,保留住倔强的品质,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,也就可以了。

  曾国荃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所进步,曾国藩便十分高兴,写信给他说:

  你在忿激的时候,也常常是有发有收,以此来看,你的道德器识一定是不可限量的,将来的福分也是不可限量的。一般来说,干大事的人靠的就是一口气,这口气长期郁积在胸中,所以倔强到了极点,就不会不表露出来。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,要互相劝诫,存其倔强,而去其忿激,这样就可以了。

  在曾国藩看来,为官者如果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,做出情绪化的反应来,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。实际上曾国藩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,倔强的极端,是容易控制不了脾气。早年的曾国藩正是有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毛病,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,他的一个朋友也前来助兴。吃饭的时候,两人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,结果曾国藩对着这位朋友破口大骂,几乎忘了场合和身份。曾国藩脾气最坏的时候,是咸丰皇帝免去他的兵权、他回家守制的时候。这期间,曾国藩因为心情不顺,变得性情格外粗暴,经常因为小事而大骂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。他在家的一年中,与曾国荃、曾国华、曾国葆都闹过别扭,而且这些别扭都是曾国藩挑起来的。曾国藩后来对这段经历感到十分后悔,尤其是第二年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,他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,认为正是他的情绪化反应引起了这样的灾祸。此后的曾国藩下了一番在力气来控制自己的情绪,并且逐渐改掉了易怒的毛病。虽然有不顺心的事情,但都能理智地去处理。

  同治三年,发生了沈葆桢与曾国藩争饷的事情。沈葆桢是他一手提拔起来,在最关键的时刻,却拆起了他的后台,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愤懑。然而他最后还是从大局出发,没有将事情弄大,而是以忍让一步而息事宁人:

  近日因沈葆桢截留军饷,心中很愤懑。然而细心想来,古人办事,被牵制、遇抵触的情况很多,每个朝代都有。人的天性不免会厌恶抵触。那些一定要别人顺从,总是设法铲除异已的行为,是权臣的行径。听任别人的抵触而百般忍耐,委曲求全的行为,才是圣贤的良苦用心啊。我正可以借用别人的抵触,来磨砺我的品德修养,这也许才差不多吧!

 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,使得曾国藩处事多了几分成熟理智,少了几分意气用事。这使得他在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的时候,更加游刃有如。

  同治九年五月,曾国藩做了一副对联:

战战兢兢,即生时不忘地狱;

坦坦荡荡,虽逆境亦畅天怀。

  这副对联,足以体现出曾国藩的为官哲学,也足可以成为所有为官者的座右之铭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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